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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一不确定性的概念确定的错案的概念也就必然是不确定的。

参见[美]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30页。但问题在于，一方面，上帝究竟给了人们这样的一份权利清单吗？答案可能并不如此，相反，造物主含混不清的话语可以为任何意识形态所利用。

权利是每一个人的权利，这固然不假，但问题在于，权利只有针对他者时才有意义。总之，本不存在上帝所开列的人权清单，天赋人权也不会自发地规定于国家的法律之中而成为人们正当行动的资本。人权与人的主观能动性密切关联，这又大致可分解为几个方面：一是人权观念的普及与提升， 只有在人权观念较为成熟的社会，人权要求才会成为多数人的问题。另一方面，把人们只是当作安然坐等天赋的人权而不去发现人权、拓展人权的权利消费者、享受者，这也不是人权发展的现实。[美]L. M. Friedman：《法律与社会》，吴锡堂、杨满郁译，巨流图书公司1991年版，第62-63页。

三是法学人士的主观努力。换句话说，如果权利可以大致划分为自然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三大类型的话英国学者马歇尔对权利类型的划分为公民权利、政治权利与社会权利，认为公民权利归于18世纪，政治权利归于19世纪，社会权利则归于20世纪。这次理论研讨会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它对过往的法学理论研究从价值论到方法论进行了深刻反思，对法理学的使命与作用进行了界定，对我国法理学的未来发展具有参考价值。

其中最为著名的是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因此，在我国法学界，以部门法学为单元召开的各种学术会议可谓不胜枚举。当然，犯罪学问题较为复杂，目前的犯罪学并不单纯是犯罪社会学，而是存在犯罪生物学、犯罪人类学、犯罪心理学、犯罪统计学等。其中的主题涉及法制现代化、法律移植、市场经济与法制等当时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可以说，只有发达的立法与司法，才能为法学的兴起与繁荣提供源头活水。在某些人的观念中，法条主义或者概念法学似乎都是贬义词，似乎只是拘泥于法条。

此时法学知识还不具有独立性，而是依附于政治话语，因而这时的法学还不是纯粹法学，而是政法法学，因此有幼稚的法学之评语。古代意义上的法学，亦即法律之学，都是以法律规范为中心的解释学。就社科法学研究而言，例如杜宇的《重拾一种被放逐的知识传统：刑法视域中习惯法的初步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属于法律社会学或者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1. 在新旧世纪更迭之际，《法学研究》编辑部与《法商研究》编辑部联合于1999年12月17日至19日在武汉中南政法学院召开了法理学向何处去的专题座谈会。

在该书中，黑格尔把犯罪界定为一种否定的无限判断，而又把刑罚界定为对犯罪的扬弃，是对不法的否定之否定。系统论等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对于法学知识当然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毕竟不如社会科学那样直接。这次会议使得社科法学和法教义学的不同研究径路受到法学界关注。历史上的刑事古典学派和刑事实证学派都具有社科法学的性质。

法学是一个从法教义学到社科法学不断进化与开放的知识累积过程，由此推动了法学的学术扩张与理论更迭。1980年群众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论文集，书名是《法治与人治问题讨论集》，作者是当时理论法学界的老一辈学者，主要讨论的是法治与人治、以法治国、民主与法治，以及法的继承性与阶级性、法律与政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关系到法治重建的理念问题。

法学知识是不断演进与分化的，我国法学知识随着法治建设的进程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如需引用，可参阅原文。

2011年的第二次会议则具有建设性，而且从以立法论为中心到以司法论为中心的法学知识转型，反映了法学界敏锐的理论触觉和自觉的学术感知。在西方，古罗马法的法学家以解答和评注方法完成其解释法律的工作。德国刑法学是建立在德国古典哲学基础之上的，帕夫利克驳斥了那种认为刑法应当是教义学，而哲学在这里并无一席之地的观点，认为这是一种肤浅的见解。明清时期律学达到高峰，出现了大量律学著作，并且总结出律学分析方法。我在这里倡导的规范法学，其实就是法教义学，只不过当时法教义学的概念还没有传入中国。在《法学盛衰说》一文中，沈家本描述了我国古代刑律的演变过程，也就是法学的盛衰过程。

或者说，社科法学是在整体意义上考察法，而法教义学是在个体意义上考察法。法学从技术性知识发展为综合性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跻身于社会科学。

关于法理研究的超规范化的命题，我认为： 法学存在三种知识形态，即法哲学、法理学与法社会学。法学知识的分化推动了法学知识的丰富与繁荣。

除了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苏力还提出了政法法学的概念，以此描述我国20世纪80年代的法学研究状况。当前我国法理学界存在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之争，这一争论实际上涉及法学知识论的问题。

德国的刑法教义学主要是指犯罪论，德国学者帕夫利克主张建立一般犯罪论，这里的一般犯罪论不是疏离于刑法教义学之外的刑法哲学，而是刑法教义学的基础理论。例如，在刑法学科中，刑法教义学是主体内容，而犯罪学、刑事政策则属于一定意义上的社科法学。从律学到法学的概念转换，是清末沈家本完成的。应当指出，即使在法教义学研究中也离不开社科知识和方法。

晋代杜预、张斐注律，对晋律中的故、失、谩、诈、不敬、斗、戏、贼、过失、不道、恶逆、戕、造意、谋、率、强、略、群、盗、赃等20个法律术语作出了解释，例如知而犯之谓之故意以为然谓之失二人对议谓之谋取非其物谓之盗等，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我国古代律学将法律文本含义称为律义，其对应于律文。

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具有互相支持的关系：社科法学的发展能够促进法教义学的进步，社科法学可以通过法教义学间接地为法律的司法适用提供理论资源，而法教义学需要从社科法学汲取知识营养。该书在我国法学界，尤其是法理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冲击性影响。

王明德指出：律有以、准、皆、个、其、及、即、若八字，各为分注，冠于律首，标曰八字之义，相传谓之律母。如果说，法条主义是指以法条为中心，那么，法教义学确实具有法条主义性质。

该书不是法社会学的体系性著作，而是采用法社会学方法分析我国法治建设中的热点问题，因而具有应时性，成为轰动一时的畅销书，带动了社科法学的发展。例如，德国刑法学家帕夫利克（Michael Pawlik）提出了古典哲学基础上的德国刑法学的命题，明确地指出：刑法学应当是教义学，而哲学在这里并无一席之地，这是一种肤浅的见解。当然，法学理论并不是完全按照人们的预想演变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国法治的进程以及社会的进步。会议提出了中国法学研究转型的命题，其背景是随着2011年3月10日吴邦国委员长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意味着我国法治建设的重心将从立法转向司法，法学研究同样也应当从立法中心转向司法中心。

黑格尔所说的法，其实并非规范的法而是指理念的法。会议就法教义学的适用空间、中国各个部门法教义学的发展现状、各部门法对法教义学的运用、社科法学与法社会学的区别、社科法学的基本特征、法律经济学对法教义学的挑战、法律与认知科学的发展、法律定量研究的运用，以及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如何分工、竞争与合作等议题进行了沟通交流。

此后，我先后于1996年和1998年出版了《刑法的人性基础》和《刑法的价值构造》这两本著作，完成了刑法哲学研究的进程。律母中的以、准、皆、个、其、及、即、若，律眼中的例、杂、但、并、依、从等字，都是语言学中的虚词（副词、介词、助词、语气词、连词、代词）。

认识论主要解决人类认识的来源问题，对此存在经验论与先验论之争。在这个意义上说，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之间并非对立的关系，而只不过是法学知识的两个不同面向。